历史著作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优秀读后感范文3200字:“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”是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。先生出生于1918年,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,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,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,加入驻印远征军,后赴美求学,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,以历史学家、中国明史专家、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。多彩的人生经历,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,娴熟的文字功底,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中,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。先生高屋建瓴,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。
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,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,提倡文官精神。万历皇帝当政时,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,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,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。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,其精神支柱为道德,管理方法依靠文牍。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,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,凶年免于死亡。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,提倡诚信与和谐。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,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,就今天看来,也是发人深思的。
以文官制度为例,到万历当政时,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,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,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,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。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,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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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官员的发迹。文官踏入仕途,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,在考取功名之前,都是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人,在执行职务之前,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,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、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,道德至高无上。文官的道德观念,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,而且可以代替行政,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,比如治水,修路,架桥,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,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。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,当然会使地方受益,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,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,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,并不是其他。
其次是官员的俸禄。明朝建国之初,经历了长期战乱,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,从洪武皇帝开始,上至皇帝,下至黎明,都厉行节俭。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,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,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,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,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,作为官员私人用度,称为“火耗”,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“火耗归公”,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。
而“火耗”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。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,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,称为“京察”,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,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,不惜层层贿赂,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。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,也和供职部门有关。“火耗”和“京察”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,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,却不加干涉,认为这是情理之中,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,适可而止。
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,孔子曰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,明朝在财富分配上,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,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,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。
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。明朝官员的收入,除了年俸外,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,所谓的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。读后感作文(http://www.yuananren.com/):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,补助官俸的不足,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,与个人情操无关。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,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。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,声名狼藉,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。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,清高自负,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,是绝对的道德典范。这三者之别,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。
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。对官员的考察,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,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,由此来定高低之别。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,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,一切行政技术,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,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,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。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,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。一旦是差评,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,于是官员相互照顾,相互保护安全。在这种“相互”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。
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《万历十五年》,问我“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,你愿意做哪一种人?”我说哪一种都不做,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。
张居正是万历首辅,他的初衷很好,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,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,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,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,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,不符合当时的情形,推行不下去的时候,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,反而刚愎自用,强行推广,结下了很多仇怨,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。
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,十六岁考中举人,饱受传统教育,他把道德放在首位,按照申时行的说法,认为人的欲望有“阴阳”两面,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、不可告人的私欲,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。所以作为首辅,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,也要求官员节俭,这是他“阳”的欲念。另一方面,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,从未大富大贵,一旦高居显位,就极度奢靡,在他看来,自己作为首辅,劳心劳力,享受一下是可以的。政策上的刚愎自用,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,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,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。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,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,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,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万历年间文官不睦,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,他以“和事老”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,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,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。他之前追随张居正,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,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,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: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。
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,他的经验就是: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,实施后或成或败,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,否则理论上的完美,仍是空中楼阁。尽管如此,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: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,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,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.....,所以一旦机会来临,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。
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。和他的同僚不同,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,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,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,行不通就打折扣。他尊重法律,按照最高限度执行,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,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“善、恶”两个范围,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,也可以凭借善、恶来裁决。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,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,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,也被人遗弃,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,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!
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,开创了万历新政,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,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,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。申时行一生奉行“周而不比”的处世原则,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。海瑞的执着与坚守,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,他的死,让很多人叹息:这个人终于死了!
其中滋味,令人回味无穷。
有人说过读史是让人成熟最快的办法,但是世事变迁,历史就摆在那里,而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启发。有时候以满腔的热情,并不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,所以“人定胜天”成为了一种沉重的笑话。
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,教给我们很多的美德,传承至今,却让我们越来越迷茫。“扶与不扶”的争论,成为了一个二难选择题,所以,在美德之下,还应该有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来支撑。就像一个蛮夷酋长当剿当抚,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,光凭满腔热情,光凭至高无上的道德,是不能解决的。更何况在某些领域,甚至连热情,连道德都微乎其微。所以在热情、在道德之外,还应该有一些别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去让我们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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